不同于上述观点，笔者提出一种缓释性的解决思路。

四、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 如果说上文所讨论的身心健康权是维系个体生存的基本前提，那么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则是保护个人在社会中确立其身份、自由发展人格的基础。其次，研究人员应当充分预估该研究对受试者以及相关联个体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和负担，包括但不限于健康风险，并对该研究为研究者以及其他关联群体带来的潜在收益进行比较。

相关机构应组织医学、伦理、法律等多领域专家对社会公众进行必要的科普教育，帮助公众理解、包容生命形态的多样性，而非将不一样的人贴上排除和拒绝的标签，从而避免污名化和歧视现象。此外，存在专门针对生命伦理的硬性和软性法律文书明确回应当前基于人类基因组进行的歧视和污名化，如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在试验开始后，研究人员应当遵守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的试验方案，未经同意不得修改或偏离试验方案。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临床应用和法律规制的讨论，随着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的出现和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发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禁止歧视的重要目的在于防止和打击社会排斥现象。

因此，如果发生泄露，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及党纪政纪责任。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是首部规定隐私权的国际法文献，其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得受到侵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从形式要件看，党内法规是最接近于法律规范体系内容的一种重要的规范类型。因此，政党自治既是政党自主开展政治活动的保障，也是政党自行制定规章制度进行自我管理的基础。第一，党内法规是一种专门用于调整政治问题的规范类型。此外，必须指出的是，仅从政治性的角度来说，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类似，其他政党制定的规范也天然因政党的属性而体现出政治性特点。

唯有如此，才能充分理解党内法规制度外观背后的历史逻辑，才能深入挖掘党内法规区别于其他规范类型的根本性质。笔者提出这种理论假设，所欲实现的，并非仅是在具体观点层面与前述诸种学说展开交锋，更为重要的是，期待能够摒弃造成认知偏差的性质观，真正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运用党内法规这一规范类型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具体活动的角度出发，形成一种尽可能遵循党内法规性质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描述。

在成文法国家法律的语境中，具有规范形式的法典的效力无疑高于习惯、惯例等非正式法律渊源。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等调整党的干部管理体制的党内法规，适用对象涵盖了整个国家公权力机构的干部人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列宁在论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何以维持铁的纪律时指出极为重要的一点，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这对于认识党内法规的实施保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既有观点普遍立基于外源性理论展开论述，导致党内法规性质研究始终陷入选择外源性理论──改良外源性理论──推翻并选择新的外源性理论的循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品格，为党内法规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理念内核的规范类型提供了价值牵引。第三，党内法规所调整的政治问题当前集中体现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党内法规的所独有的政治属性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规范形式，这种独立性反过来又重塑党内法规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形式。

另一方面，应当注意区别党的领导活动和党的领导事项，避免过分扩大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让党内法规坚持有限、有效的治理思维。一般而言，要阐释一种规范的独特属性，可以从其规范特征出发展开论述，囿于篇幅，本文仅选取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规约关系和表现形式三个方面展开。

这也意味着，如何有效规范自身权力的行使、实现权力制约，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根本性、长期性问题。党内法规形式上的规范性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针对党内法规的性质问题，应超越既有研究将党内法规类比为法、政党自治规范或多种规范类型的复合体等建基于外源性理论的观点，形成立足于中国共产党视角的内源性立场。基于此，本文拟在回顾和检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对党内法规研究中的性质观的反思，提出并证成党内法规应属一种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独立规范类型的观点，集中对应以何种立场看待党内法规性质问题党内法规何以构成一种独立规范类型党内法规是怎样一种独立规范类型以及将党内法规界定为一种独立规范类型意味着什么这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探讨，以求教方家。如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个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等党内法规，即规范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之间领导关系的重要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界定的政治问题的具体范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会随着党的具体任务和目标发生变化，因而党内法规调整的政治问题的侧重也会随着这种变化而产生一定变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因循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的基本逻辑，党内法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层面定位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从制度上联结着治党与治国，是规范党的领导活动、整合国家和社会治理资源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刊于《党内法规研究》2022年第2期，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

其中，国家法律的功能主要定位于确认党的领导地位，并为党依照宪法法律活动确定基本边界。政党制定的党内规范当然应围绕政治目标展开，因而其调整范围也天然服务于政党的政治目标。

其中，既有学者提出所谓党内法规具有多重属性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应对党内法规进行分类界定并赋予不同性质。尽管党内法规经历了功能上从单一到多元、表现形式上从自发到规范的演进，但相关特质无不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环境下，对党内法规定位认知与形态塑造的结果。

作为概念重叠之下的产物，二重属性说三重属性说等虽能揭示出党内法规的相关特征，但也面临着将不同规范类型融入党内法规性质框架后，如何处理规范体系内部的逻辑冲突、不同概念之间的理念搅动等问题。因此，必须将党内法规的自律性置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以自我革命品格回应党内法规形成的自律性规约关系的来源问题。

这在初步确立起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的同时，也意味着党内法规开始承担规范党的领导活动的制度功能。这些在其他规范类型理论框架下得出党内法规定义的观点，本质上是试图以所谓形式理性超越党内法规客观存在的产物。但在党内法规的语境中，由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并不完全有赖于以完整的法律规则逻辑结构为基础的司法裁判或行政执法，而是蕴含着一套政治认同与自觉执行的党建逻辑 ，故党内法规之外的党的制度同样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党内法规与不具备规范形式的党的制度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效力比较。为此，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探索，从窑洞对的回答到自我革命精神的倡导，不断致力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这种性质观缺少对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而是通过对其他规范类型的认知形成相应的前理解，并不自觉地以所谓他山之石来透视和思考党内法规。概言之，党是领导一切的指的是党的领导事项涵盖广泛，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法规也是调整一切的。

每一种规范类型都具有由其制定主体塑造的独特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贯穿于整个规范体系之中，积淀并反映为这种规范类型独有的传统与精神。在此意义上，党内法规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结构下的重要战略选择，同时发挥着管党治党和执政兴国的重要作用，具备制度功能上的独特性。

但是，这种区别党内法规与其他规范类型的界定，侧重于在中国的规范体系或法的渊源的宏观架构下廓清党内法规的定位，因而对党内法规自身作为一种独立规范类型的内涵的界定语焉不详或缺乏论证。将党内法规界定为一种独立规范类型，有助于进一步解决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命题、为更好阐释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这不仅不会影响这些党内法规的实施，反而更有助于它们高度政治性内容的有效呈现，更加有利于广大党员深刻理解其中的政治意涵。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3条第1款，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被界定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与主要通过选举进入国家政权系统实现政治意愿的西方式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以天下为先的责任担当和一切为最大多数人的价值定位，这决定了其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都天然地具有全面领导的价值诉求。正如蒋清华所言，不能把政治问题仅仅理解为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而认为非政治领域就不存在政治问题，这些领域中的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也属于政治问题，都应当由党来决策。

即便是在1990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发布之后，囿于对制度治党的认知局限，仍有不少对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党内法规制度没有完全按照条例要求加以规范化，无法以符合一般法规则逻辑的方式呈现，但也不能就以此否定其党内法规的制度定位。自我革命蕴含的高线道德要求、严格纪律约束等内在因子，经由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与接续发展，逐渐定型为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用以严格自我治理的规范的特质，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概括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

这就要求我们在界定党内法规的性质时，无论如何都不应绕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这一决定党内法规性质最关键的要素。党内法规所拥有的相关特质绝非软法等规范类型可以涵盖，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

因此，我们要做的，应是在向内探索党内法规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规律的同时，建立党内法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联系，形成一种兼顾规范的共性与个性的研究立场。第一，党内法规起源于中国共产党表达政治理想、管党治党的实践需要，具有一定的自治特质，但它并非普遍意义上的政党自治规范。